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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3 颂圣http://ent.bjnews.com.cn/news/2009/1013/20477.shtml
昨天（12日），新华社发表了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听课后的讲话。总理讲得很细、很朴实，也很感人，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教育的人们都必定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一番苦心。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总理亲自到一所中学，用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从头到尾听了五堂课，然后一堂课一堂课地仔细点评，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启发了我们对教育改革的再思考。 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这是决不能讳疾忌医的。温总理就非常诚恳地表示，“感到很内疚”。问题出在哪里？总理讲了两个“不适应”：“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这个话其实说得相当沉重。如果再具体来分析，我们还认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一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还不足，教师尤其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还不高。而且有限的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在基层、农村和边疆地区，教育很穷，教师很苦。教育没有成为社会公平的基石，反而加剧了不平衡性。 二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值得忧虑，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没有能够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三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得不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变，但是我们还缺少真正的公民教育，现行教育体制不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塑造完整人格，也没有能够为促进社会和谐起到应有的作用。 教育必须改革，甚至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改什么？总理的讲话已经论述了很多，从理念到体制，甚至到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他都指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讲话其实也已经凝聚了教育界和全社会的许多共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改，一方面当然要有一个彻底的、根本性的改革，要消除那些陈腐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教育理念的影响，重新设计和建构整个教育体制；另外一方面，理念也好、体制也好，这些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不可能靠喊几句口号、发几个文件就可以根本解决，所以一点一滴的改良也是必需的。找准了方向，还要靠实干。教育是树人的大业，而但凡牵涉到人的事情，着急就没用，只有老老实实从细节做起，从课本的编选、教师的培训、教案的编写、考试制度的设计等等方面，一样一样地改，深思熟虑，徐徐图之。 总理已经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听课那么仔细，让人感叹：一来总理不愧是出身于教育世家，对中小学教育懂行，二来总理也确实有耐性，肯下工夫。反观许多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学校的课堂上何曾能见其踪影？主事者浮在面上，听不到第一线教师的意见，也听不到学生们的诉求，而且中国教育问题最严重、最危险的还不在城里，农村教育的现状才是让人触目惊心！不到那些穷苦地方去听真话、办实事怎么行？现在有的大学里，学生连系主任的面都很难见得上，校长偶尔出场一次就简直成了大明星，这样的大学怎么可能办得好？教育行政官员不知道师生们的疾苦，没有钻研过教学大纲和课本，光凭外行的“理念”，闭门造车怎能搞好教育改革！ 总理进课堂作点评，这是尊师重教，是亲民，也正反衬出那些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管”教育的官员们的失职。教育界是最不该行政化、官僚化的，现在居然成了重灾区。全社会都在担心教育，其实最担心的恐怕就在这个方面。这一项改革最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October 10 穿越故事选（转）http://pkumingyuan.spaces.live.com/blog/cns!D088907F81F3D84A!2259.entry 诸位贤契，来考考自己的历史知识吧
1, 于是主角看看身上华丽的衮袍，再看看面前端上的尽是珍馐美味，还有两边站立的御姐宫女，那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不由踌躇满志， 信手选了一块桂花肉饼吃了，正心满意足地舔手指，忽然闻听太监通报：“大将军梁冀求见。” 2, 于是踌躇满志，打算淫乱宫廷之时，内监慌张来报“禁军哗变，杨国忠大人被杀了！” 3, 4, 梳妆打扮完毕，闻听呼唤，连忙来到前厅盛大的酒宴上，只见主人宴请的全是达官显贵，无数双眼睛贪婪地注视着自己，踌躇满志打算高歌一曲，一举成名之时，主人席上帅男发话了：“来得正好，再再为王敦大将军斟酒！” 5, 6, 不由得豪请万丈，看到天上一只大雕飞过，正打算引弓射去，突然发现一支鸣镝准确地落到马前…… 7, 8, 9, 10, 11, 12, 13, 一睜眼,只看到自己正在一架馬拉著畫滿各種龍形圖案的戰車上,身邊有一大票傢伙跟隨著自己左衝右突,在前方阻攔他的人都無法擋下.這宅男揮著劍,心中得意,原來朝思暮想的真人無雙的快感就是這樣啊.............. 這時候有一票更大票的披甲武士跑來,當宅男正要衝上去的時候,只聽到這票領頭的兩個傢伙其中一個獐頭鼠目的說:：“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為今日之事也！”另一個看上去就是肌肉發達但是沒腦的大漢揮著戟轉頭問那猥褻的說：當殺耶？當縛耶？那個猥褻的回答：“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 14, 15, 16， 17， 定神细想，自家原是大贵族，更兼跟随大势投资外洋，货利巨亿。此去米国，上有族老参议员拂照，下有良田数十万，大厦十数栋，仆人打手无数。此后数百年北米龙气不衰，正可借此大势翻动世界。 正自飘然间，呼听厅外一阵忙乱，有人大呼： Iceberg! Iceberg ahead!!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September 03 石油也是政治的血液过去二百多年的工业化，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二是少数国家集聚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到现在为止，全球工业化地区的人口不超过10亿，这构成了现代世界从中心到边缘基本格局。这样的工业化模式，对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说，是石油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重塑了各个国家的对外战略。
同样，石油也在影响着各国——特别是俄罗斯这样的石油大国——内部的政治。在《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一书中，两个美国专家，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和唐纳·马里·达里奥回顾了从帝俄到普京的俄罗斯石油工业史，详细描述了石油如何塑造沙皇俄国、苏联以及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内外政策。俄国的前代总理伊戈尔·盖达尔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讲了一句很生动的话：“我可以保证，当油价为每桶20美元时，管理俄罗斯是一种情况；而当油价上涨至每桶80美元时，对俄罗斯的管理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显然，石油对俄罗斯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工业的血液，更是政治的血液，是“权力的支柱和国家恒久不变的根基”。 《石油的优势》确实是一本厚实而且敏锐的著作。两位作者，一个是石油工程和石油战略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一个是苏联问题专家，他们的专长在写作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不仅能够清晰地梳理历史线索、提供各种重大事件的详细背景，更进行了相当犀利的分析，这些分析即使缺少学理上的深度，也总能一针见血，尽管其中有相当多的观点我们表示怀疑或者无法赞同。
同时，这也是一本对于中国读者有着特殊价值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通俗读物。我们可能会特别关注本书的以下几部分内容： 一是如何来认识、评价苏联的石油工业模式。本书的作者一方面承认苏联在石油技术创新领域的伟大成就，一方面又将“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视为“劣质基因”，认为苏联石油工业“失败”乃至国家崩溃的根源即在于此。这样的判断是否公允，值得商榷。苏联模式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也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假使没有苏联自成一体的石油工业体系，没有高度中央集权的发展模式，那么它恐怕很难摆脱西方石油寡头附庸的地位。时至今日，苏联模式的成败虽已判定，但探讨得失却仍需谨慎。像账房先生一样算小帐固然也是对的，但国家间的政治，从来都是以数十年、上百年为单位来算战略帐的。反观我国的石油工业，当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但不可否认，我们也深受苏联影响，我们可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都更需要以苏联为镜鉴，既要注意清算其弊端，又不能“忘本”，照搬苏联不行，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恐怕也很难走得通。在全球化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更加复杂的国际能源争夺战中，妄自菲薄、清算历史和夜郎自大、拒绝改革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二是如何评判普京时代的石油政治。普京上台后，狠狠打击那些在“疯狂西化的日子里”大发横财的石油寡头，非常强硬地使用政府权力，把超过60%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重新收归国有。民意向背当然是很明显的，普京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石油的优势》一书作者直斥普京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有政府支持的盗窃行为”。这固然和作者的西方立场有关，但也不尽然。作者提供了翔实的证据，说明“俄罗斯石油工业的重新国有化为总统普京的幕僚们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新的国有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新贵取代旧寡头，石油利益与权力中心始终是紧密相连的。由于作者与俄罗斯石油界有着密切的交往，进行了深入实地调查，采访了大量当事人，掌握的资料比较扎实，所以这一部分的描述和分析都相当精彩。掩卷而思，我们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权力不受到严格的监督，那么不管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都难免沦为不义。 三是关于当代俄罗斯能源外交特别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问题。我国是石油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俄罗斯则是与我相邻的石油出口大国。在资源和经济结构上，两国的互补性很强。但是从“安大线”的一波三折，我们就已经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利己、务实才是国家间政治的基调。本书作者入木三分地指出，俄罗斯千方百计地运用其石油资源来谋取利益，它“运用经典的帝国主义方式——分而治之，即将同一块胡萝卜抛给中国和日本、德国和英国”。对俄罗斯的这些把戏，我们当然可以从道义角度进行一些评判，但又必须明白，现实的国际政治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之争，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真正从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高度来选择我们的对策。我也很愿意在这篇书评的最后，重复刚刚写过的那句话：国家间的政治，从来都是以数十年、上百年为单位来算战略帐的。 August 31 Pyongyanghttp://www.infzm.com/content/33616 去朝鲜之前,我像加拿大漫画家盖·德利斯勒（Guy Delisle）一样，带上了一本《1984》，奥威尔所描述的那个未来世界，从“电幕”到“新话”，似乎都可以在此找到现实版本；而从朝鲜归来之后，我却总是会想起中学近代史课本上引用过的一段话，庚子之乱时，在洋人眼中，中国人就等于专制、愚昧、残暴，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说：“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July 27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关注高考加分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恢复高考，当时缺少纸张，所以把原本用来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拿来印高考试卷，这是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步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与高考的恢复密切有关。在“文革”中，家庭出身决定命运，大量的人才积压下来，很多人看不到希望，而通过高考，我们这个社会恢复了公平的竞争，恢复了社会的有序流动。你的才能和勤奋，决定你的地位，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这个准则确立起来了，社会就有了活力。 大致来说，从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高考的变化是不大的。也不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慢。考试的内容、方式、招生的规模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等等，都比较稳定。真正大的变化开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高考加分，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加分的种类明显比以前增多了，幅度也逐步增大，对高考制度本身的冲击也更大了。 我没有做全面的统计，但是这几年来看到了很多公开的媒体报道，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我感觉，现在高考加分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如果不认真对待，可能会引发很多负面的东西。 学术界都公认，高等教育本身有着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就是要促进阶层之间的有序流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平。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例外。 在传统中国，教育、考试历来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所承担的政治—社会功能也比其它国家显得更重要，在精英的遴选和再生产过程中，它承担了大部分的、甚至是最主要的职责。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关注高考的。 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当然比较复杂，不能笼统地肯定或者否定。比如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一项内容，我坚决支持。但是有的加分就比较不合理，比如艺术、体育类的加分，还有什么航模加分，这些倾向性太强了。 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加分，我想并没有什么不对，这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看起来正确的加分政策实施起来后，就变得很难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考的简便性、明确性和公平性，也破坏了高考的政治—社会功能。 比方说，这些高考加分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少听取农村学生的意见，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很多地方在进行高考改革之前，也都举行了座谈会、听证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发现：高考改革这样一个牵扯农村学子命运的大动作，鲜有听说教育部门在农村学校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根本没有农村学生的代表。这样出台的政策，能保证公平吗？我们的农村人口还占多数呢！ 我曾经到过国内一所排名在前二十位的大学，它作了一个这方面的统计：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在高考中，体育特长生可以有二十分、五十分甚至更多的加分），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而且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城市，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这些体育特长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都很高，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大致都是不错的。 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的加分。而这所大学近年来招生的艺术特长生，同样大多数来自东部省区，比例超过70%，西部省区占到15%的样子，中部省区最少，不到10%。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了70%。 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的人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都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这就反映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的成本是很高的，农村孩子承受不了。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学芭蕾舞。 但是从这些艺术特长生进校以后的情况来看，学习成绩排名在前10%的只占全部艺术特长生的4%，排名前50%的只有26%，更有19%的特长生成绩排在最后几名。 我并不是反对大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你看美国电影，阿甘那么个愣小子，就靠打棒球，也能上大学，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呢？这种资格的认定，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的过程随意性比较大，它很难被监督，这个过程即使完全公开，也不容易监督。因为专家、评委说了算，他们才有发言权，一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高考加分，固然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不易于监督。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在这个领域里，公平比效率更重要。怎么样来增进高考的公平性，这才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要是不利于公平，那么就应该废止。 假如让我来提政策建议，那我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全国一张卷子，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取消那些不容易判断、倾向性太强的加分，恢复“裸考”。我不是说高考不需要改革，高考应该改而且也必须改，但目前改革的关键，首先应该是遏制和清除腐败。 高考制度纵有万般不是，但有一个优点是不能抹杀的，它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最简单的评判标准，因此也就最容易被监督，要上大学看分数，分数公开透明。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很多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老百姓都呼吁取消这些东西，实行“裸体高考”。光靠阳光政策其实也治不了这种腐败，因为标准多元化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些都是在“素质教育”、“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不培养高校的公信力，但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有效制约。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就坚决不能放权。 美国那些名牌大学的公信力不可谓不高，可大家都知道，他们招生录取也存在“潜规则”，那些达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弟，就是容易上哈佛耶鲁。这在美国的私立大学里或能接受，可中国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不是什么先进经验，而是一种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改革不能搞成这样的结果。 大学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大学成为精英。大学尤其应该注意，照顾那些聪明勤奋的农村孩子，照顾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大学都成了金钱、权力与教育资源交换的地方，那大学就真正堕落了。 我还有一个感觉，我们有很多制度，比如说全国统一高考，看起来有很多缺点，但却是非常独特、非常有效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国情。高考制度其实并不落后，甚至我说高考是很先进的制度。高考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情，应该特别慎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一种制度或者政策，它可能产生的后果都不会是单一的，如果有所偏差，就可能引起连锁的反应；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但是也会反过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是我关注高考加分问题得出的一点结论。 July 03 反对高考腐败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9/07-03/008@022726.htm
公平、诚信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道德基石。此次北大拒绝录取曾更改民族成分以骗取高考加分的何川洋，既是对网络民意的尊重，也有充分的政策法规依据，更重要的是，通过“杀一儆百”，有助于肃清日益严重的高考舞弊之风，守住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高考制度具有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尽管形形色色的高考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但公众对高考公平的认可度仍然很高，分数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我们确实也看到，许多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因此，如果听任对高考公平的损害，那么其危害就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可能崩坏；尤其是某些权势者在高考中为子女谋取非法利益，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诚信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政策、程序上的问题，其背后往往牵涉到非常复杂的腐败链条。何川洋的父亲是当地招办主任，母亲是组织部领导，而这起事件曝光后，重庆方面立即对其父母作出了停职的处理，因为他们担任的职务与这起弊案显然有着直接关联。笔者也呼吁有关部门，针对在今年高考中重庆等地出现的骗取加分弊案，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查明那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将真相完整地向社会公布，而且还应该重拳出击，按照教育部的说法，“决不姑息”，遏制住高考腐败蔓延的势头。 其实，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网友，对何川洋本人并无恶意。作为一起弊案的知情者或者是被动的参与者，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由于他考试成绩的优异，我们还很愿意给他更多的同情。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容忍北大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对他“网开一面”，不用重典，焉能淳正风会？在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帝制时代的那些“科场案”，谁要是敢在科举场上搞花样，就可能要掉脑袋。即便昏庸如咸丰，对此也是毫不含糊的。 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犯了错误，确实可以原谅，也应该鼓励他记取教训、改过自新。但是，腐败却决不能姑息，决不能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家的孩子寒心。公平诚信这条底线是不能开口子的。
July 02 猢狲1932年陈寅恪所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其中考试对对子，上联“孙行者”，求下联。陈心中之标准答案为“胡适之”。此题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有学者撰长文分析。陈氏出这个对子，其实暗含揶揄胡适之意，“胡孙”，猢狲，嫌他不过是个孙猴子。
今天看报纸，看到上面那个文章，真是大生感叹。演猴子的优伶，果然要演胡博士了。陈寅恪一语成谶啊。 租界、路权、法俄革命与《论自由》 翻检《北京大学日刊》，看到许多有意思的材料，比如民国七年至十五年（1918年—1926年）北大本科、预科入学试题，科目包括国文、本国史、外国史、数学、物理、化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地理学、英文、法文、德文等等，其中大量题目涉及“国际”知识。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从“五四”的前一年到“大革命”失败的前一年，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新”“旧”思想与力量此消彼长，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云波诡谲，北京大学汇聚了大部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乃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出什么样的题目来考选新生，颇能反映北大学人的立场、志趣及对国际的认知。比如，民国八年的作文题目是：“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说（篇幅不得过长，须自加句读符号）。”题下还有一段说明：
学问者，亦学术也，乃天下之公器。公器者，贵乎公而重于器。公者，秤也。欲使之公，必立于事实之基础，否则皆妄言痴语也。学问者，大凡分为两途，一为自然之科学，一为社会之科学。前者研究自然，后者研究社会。自然科学必依事实为据，以实验为凭，科学之结论需经过实验室反复实验方得以认同。至于社会科学，也应以实验为基础。美哲杜威创实证主义一说，我国胡适之博士倡之，其意即社会科学也当于社会中求以证实。又考古界、历史学者视田野为实验室，学问亦必在实验中产生与检验。故曰：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 考生如熟读“胡适之博士”的著作，想来作此文必能驾轻就熟。而民国十三年的预科国文第一题就是：“‘研究国故’和‘保存国粹’，是不是同样的事情？试把各人自己观察所得写出来。”这也正是当时胡适等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罗志田教授曾就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发表两篇长文，从“对对子”和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的有关争论中，看出时代思想与社会心态的走向。北大的这些入学试题，虽并未引起过争议，但却也隐约透露出深意。 比如，民国七年的文本科地理学考题有三道： 1、详言我国边界丧失之土地 2、列举我国沿海之租割地 3、试说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民国八年的中国地理试题则为： 1、我与日俄英法四国相共之河流有几？ 2、南满胶济两路与直鲁奉吉各省军事商业利害之关系 类似的题目每年都反复出现，比如民国九年有“俄日英法四国各握我一方之路权独以中部横行之陇海大铁路归永久局外中立国比利时承办将以阻胶济路之发展与抑利用比国为傀儡以杜各国之争试就内容之真象说明之”（原文如此，无标点），“试言全世界中天然民族存亡之状况及其分布之地域”。民国十二年有“试叙述南满铁路及京绥铁路之路线并从地理上推测两路运输之重要物产”，“由上海向伦敦航行，其经过之商埠及各商埠所隶属之国别若何？” 也就是说，在那几年间，北大地理考试的“热点”就是论述西方列强如何侵夺我国（及东方各国）的土地与路权。 在本国史考试中也是如此，涉及“近代史”的题目，基本上都与列强侵华史有关。民国十二年考了“说明天津教案之原委”，第二年接着考“晚清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其结果”，民国十四年则考“我国关税失自主之权，国威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 外国史的考试，最多出现的则是“革命”。民国八年考题中有“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何异同之处”、“法国革命的原因”，民国九年仍然考原题：“试述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结果”，民国十四年再次考“试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解说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 除了法国革命之外，俄国革命和西欧社会主义也是大热门。民国十一年的外国史考题中有两题：“西欧社会主义始于何时及何人？其主张若何？能略陈之否？”“近世西洋史可再分为三期：一为宗教改革时期，二为政治改革时代，三为社会改革时代。究竟各种改革发端于何人及何国？并在何时？”民国十三年的世界史考题有“俄国劳农政府组织之大概？”民国十四年则有“试言俄国农业经济，与其政治革命之关系”，还有“试述左列诸人之思想或事业：达尔文、马克思、梅特涅、马志尼、毕士马克（即俾斯麦）、林肯”。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历年的英文试题，似乎讲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跑来出英文卷子了。 如民国七年的文理法预科英文第一题 Analyze the followingsentences: 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whether bodily,or mental and spiritual. 这是密尔《论自由》中的名句。 民国八年（1919年）的英文共有两题： 1、Analyze the following: “The simple faith of Mr.Wilson in his Fourteen Points was due,I believe,to the invincible abstractness of his mind.To him railroad cars are not railroad cars,but an abstract(抽象的)thing called Transportation;People are not men and women but Humanity(人道).” 2、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 to English: 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有三种不可少的自由。第一是思想的自由，第二是言论的自由，第三是出版(Publication)的自由。 为什么这三种自由都不可少呢？因为一国的进步全靠新思想的发达。若思想不自由，新思想不能发生。若言论与出版不自由，新思想便不能传播。 罗列上述考题，似乎正是为一个老命题——“救亡与启蒙之争”——找到了以往未曾被注意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 今天的读者再看这些民国老卷子，真能体会到当时北大学人深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外侮面前生发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本来就有莫大的关系。如何救亡？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什么无能为力，而法俄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甚至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致力于普通个人的普遍幸福，认为个人得自由得福利最终即能导致国家富强，胡适对这个道理理解得非常清楚。前面考题中所引《论自由》的那段话，就是在讲这个意思。英美即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及逐渐发展的政治自由原则，最终形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 但另一方面，按照顾准的说法，古希腊的灭亡正是由于雅典式的自由而无组织。尽管希腊每个公民的积极性都发挥到极致，尽管他们可以暂时击败外敌，但在组织良好的强大的敌人面前，最终摆脱不了亡国的命运。 正因为此，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本质应被视为追求“幸福”而非“强国”的道路。在我们现在看来，两种价值或许是相等的。但当时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却难以容许知识分子作如此判断。 当日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基本上还在最初步的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同样开始了外向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农民不断扩大市场参与，另一方面却是不完善的制度、腐败和无法联合起来的松散状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改变这一结构的根本途径离不开组织农民。英美自由主义在组织理论方面存在有天然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小农社会“组织起来”的客观要求。 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给与民众广泛的经济自由以积累财富。在英美，富与强做到了并行不悖，其前提是法治保障下的全国统一的市场化；而近代中国实现市场化有着巨大的障碍，扫除这些障碍却非自由主义能胜任。以不同外国列强为靠山的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固守己利，模仿英美建立起来的民国宪政，对基层民众的影响极其微弱。孙中山就总是在叹息中国是“一盘散沙”。自由主义既然不能完成中国国内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变革，那么，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还梦想着要将中国“化为美国”，也不得不将情感的天平向俄国的“劳农政府”倾斜。发轫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风靡了中国社会，并迅速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实践。 这样的历史逻辑，从前述几份北大老卷子里也能窥一斑知全豹了。 June 13 “高考改革”是个伪问题
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1108/2009/06-13/008@015921.htm 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烽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高考改革的思路：一是实现录取标准的多元化，要“在统一考试之外，增加其他考核标准”，二是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范围和权利，要有“完全的自主权”。 现行高考制度存在弊端，改革应积极稳妥推进，这已是朝野共识。但有一些重要问题必须厘清，否则改革就可能走向误区。 第一，高考弊端被简化为“一考定终身”。实际上国家早已取消了报考年龄限制，社会考生和复读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农村中学，很多考生选择复读，多次参考，这还是“一考定终身”吗？我们当然不提倡不鼓励复读，但复读重考的存在有合理性，往往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复读率越高，因为对于那些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孩子，这条路就意味着机会，哪怕是残酷的机会。而在改革方案中，借鉴英美模式，将学业水平考试将成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这个学业水平考试还能够给学生复读重考的机会吗？ 第二，学业水平考试以及其它多元的录取依据，非但不能减轻学生、教师和家长的负担，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鸿沟。我国与英美不同，尽管我们的入学率已大大提高，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大学仍很少，竞争始终异常激烈。在这个基本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任何的录取标准，都必然会变成“指挥棒”。学业水平考试要考十几门，那就只能意味着考生要全力准备这十几门功课，假如全A才能上北大清华，谁能不拼命呢？这样一来，压力比之前文理分科的高考还更重了。前些年在经济社会最发达的江苏已经做过试验，尚且弄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对于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学生来说，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薄弱，知识面先天比较窄，在“多元标准”面前，他们的劣势就更加明显，这有利于保障公平吗？ 第三，近一个时期内，还不具备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的条件。现行的高考制度纵有万般不是，但有一个优点是不能抹杀的，它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最简单的评判标准，因此也就最容易被监督，要上大学看分数，分数公开透明。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无论是保送生、自主招生还是各类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老百姓都呼吁取消这些东西，实行“裸体高考”。光靠阳光政策也治不了这种腐败，因为标准多元化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些都是在“素质教育”、“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不培养高校的公信力，但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有效制约。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就坚决不能放权。美国那些名牌大学的公信力不可谓不高，可大家都知道，他们招生录取也存在“潜规则”，那些达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弟，就是容易上哈佛耶鲁。这在美国社会或能接受，可中国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不是什么先进经验，而是一种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改革不能搞成这样的结果。 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促进公平才是高考改革的首要目标。 March 30 云在青天水在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d9a140100c04y.html 苍生之道——读吴志攀《闻道与问道》 孔庆东 元月8日是北大教代会。我一早赶到会场，坐在边上浏览周其凤校长的报告，心里正想着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要给学校多提几条意见。吴志攀教授默默走过来，送给我一本书，是他的《闻道与问道》，北京大学出版社08年11月版。扉页上题道：“春节好！请孔庆东学长雅正。弟志攀。”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造诣上，他都应该是我的学长。如此谦逊的称谓，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跟费孝通先生学的，费孝通给晚辈签书时，都写上“请指教”。吴志攀说：“真正的大家，尊重所有普通的人。”（39页）在北大的头头脑脑中，吴志攀是公认的“书生领导”，经常穿着件前边比后边长的西服，拿着一支破笔，做些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说些不像领导说的书生话。北大的师生们，似乎对这样的领导更加宽容些。 这本书是吴志攀对师道的探究和思索，包括十二篇对北大名师的追忆和十一篇涉及教育问题的杂文。文笔深挚坦诚，耐人回味。自序中说：“老师教学生，不仅是教给知识，还要教做人的道理。”这句普通的话，二十年来几乎被教育界给忘记了，谁要这样坚持，说不定就会遭受打击迫害，包括吴志攀自己，近来也遭遇了颇为无聊的污蔑和误解。但是他身正不怕影斜，默默地都承受了。他在《赵存生书记二三事》中写道：“特别能忍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也是管理干部的修养。有了这样的修养，眼界就宽阔了，思想更加深沉，语言表述也更加含蓄。”（83页）其实，这就是“道”啊。 在写他的百岁导师芮沐先生一文中，吴志攀所归纳出的芮沐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可谓是北大优秀导师共同经验的结晶，比如读书要博，每周要汇报，“不要与人商榷”，“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要锻炼身体等，是我们中文系的导师也倡导的，也是我自己坚持并对我的学生们传授的。书中还有许多吴志攀对师道学道的深切体会。比如他在《陆卓明老师的魅力》一文中说：“我自己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法，但我从来不认为，国际金融的这一套制度和秩序代表了‘普适价值’。我始终要求我的学生，注意研究这背后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这是我治学的基本立场之一，也是陆卓明老师教给我的。” 北大法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我不懂，也没有资格评价，但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很深的人文情怀。朱苏力、贺卫方都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我都拜读过，不管我是否赞同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表达都大大方方，从不故弄玄虚。吴志攀也是如此。有一次朱苏力对我背诵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开篇，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背呢，从此不敢在法学家面前太牛。而吴志攀在回忆何芳川的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看到《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和《白鹿原》这样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或较长历史过程、拥有综合的社会观察视角的文学作品时，总会被其史诗般的气势所震撼……”（76页）我一下就想到，对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的法学家，不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且一定是一个对人民疾苦恫瘝在抱，对社会公正极力追求的良心学者。从二十年前开始，法学界的一些激进人士开始叫嚣杨白劳死了活该，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更有甚者，笑谑曰喜儿就应该嫁给黄世仁，不嫁给黄世仁就是“仇富”，就是敌视“先进生产力”。幸好我们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法学家没有忘记，法律从来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论革命、自由还是民主、法律，都不能比“人”更高，更不该成为束缚人的绳索。在《假若危机明天来临》中，吴志攀说亚洲人不能做美国梦，并自忖道：“我过去有时可能会忘记康德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敢忘：人只能是目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共识的今天，这句话值得每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大声朗读三遍。 吴志攀在《呼唤“手工精神”》中说他曾经想设计一种笔记薄，“插页用毛主席的‘老三篇’中的警句，或用《论语》、《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或用《水浒传》中的人物绣像……”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其开阔的文化视野，豁达的时代胸襟。能够超越具体的时代立场，才会让思想飞得高，落得实。在最后一篇《学生是谁？》中，吴志攀强调：“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健康、道德、审美、热情、兴趣、爱好，如果他善良、诚实、忠厚、和助人为乐，那就不在乎考试是不是能拿高分。”（177页）此言所包含的精神，不就是活生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么？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之外的秩序、体制、规定、数字为本，是毛泽东跟那些铁血官僚的一个重要区别。 吴志攀跟朱苏力等人一样，属于多才多艺之辈，文学之外，绘画的造诣也很高。倘若潜心于丹青，绝不是那种十几幅字画才卖6万块钱的滥竽充数之辈。北大教授，艺多不压身的大有人在，再多几门绝技也不值得张扬，也没有人敢妄称大师。人们钦佩的是那些艺高之后，不是胆子大了，而是胸怀大了之人。吴志攀在光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典礼的致辞中，呼吁同学们关注“几亿农民兄弟姐妹的就业问题”，他最后说：“无论事业做到了多大，也无论地位有多么荣耀，都请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忘记你们的历史责任！”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为学之道、为师之道，是闻不完、问不尽的，但是把握住以天下苍生为念，我们就跟前辈的圣贤一起，站到了那条道上。 February 09 2009一定火元宵节和两个老总朋友一起约好打牌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不在状态
连输七把
正在这个时候
说对面CCTV新楼着火了
我们冲出去，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
看了一个多小时……
水火无情
而我们的城市救灾应急能力实在必须检讨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但是在有的方面完全没有有效的管理缺乏责任
万一真的遇到地震、空袭
不知道这里会乱成什么样子
从四环回到学校
北京城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到处警笛大作
我突然觉得
这是在巴格达吗？
不知道大火中有没有伤亡的人……
BLESS
张总拍摄的照片：
潘石屹拍的照片
February 08 必须保卫高考慎言取消文理分科
我国中学教育长期存在着“重理轻文”的问题，因此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包括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分离，公众的人文素养下降等等。但我们也必须正视：“重理轻文”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取消高中甚至高考文理分科，并不能够根治这一痼疾。这样大幅度的改革，风险大，成本大，必须慎之又慎。
近代科学本来就是“分科之学”，学科划分的精细，标志着科学的进步，文理分科本身也无可厚非。我们的教育模式受苏联影响很大，但举世公认，苏联科学家和大众的人文素养并不低，在紧缺经济的年代，一般的苏联家庭还都收藏着《普希金全集》。日本的中学教育也长期实行分科，而且特别强调“同口径、同规格”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可日本社会读书风气之浓、对于传统文化之重视、对艺术之热爱，令人赞叹。美国是最强调通识教育的，但统计数据也表明，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水平一直不高，阅读能力逐年下降。所以，文理分科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直接。分不分，不是决定“民族素质”的关键因素。
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势必要对高考进行大改革。但截至目前，部分省区进行的高考改革，包括以取消文理分科为目的的“大综合”考试，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加重学生负担、提高教育成本而被视为“折腾”。
温家宝总理前不久曾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表示忧虑。取消文理分科，对农村考生更为不利，农村中学很难像大城市重点中学那样，提供全面的“通识教育”、“素质教育”资源。过去不少农村考生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可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万不能断绝了这些孩子的发展之路。
其实，要提升人文素养，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框架做很多事情。专家们对改革中学语文教育就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在现行的模式下，我们同样可以鼓励、引导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此外，应该将更多的教育资源送到乡下，让每一个农村中学都能建立起高水准的图书室、实验室，请得起专业的音乐、美术老师。把钱花到这上面，或许更加管用。
高考是牵动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制度，它不仅是中学教育的指挥棒，更具有极强的政治—社会功能，对于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阶层之间的有序流动甚至政治的合法性都有积极作用。这样一项制度，应该保持长期的稳定。改革当然是必须的，但改革应该公平、合理、稳妥、渐进，改革方案要经过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更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February 05 舒服过完年回来，日子过得加倍空虚和茫然。通电话知道绍刚结婚了，于是赶紧约了时间去看他和新媳妇。在报社旁边一起吃了饭，聊得开心。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人太少了。他都没怎么吃饭，光喝酒，说见到我高兴。他爱人是海南人，不多插话，但说的话都得体。话别后上了出租车，我给他短信说，夫人人好，好好珍惜。
今天写完了材料，开始看宁二的博客http://www.folksongs.cn/blog/default.asp，突然看到这么一段：
前天在深圳，见到一个人在深圳打拼的哥们，成熟了很多，带来了女友，才两三个月。匆匆吃罢饭后，他们一起走了，然后我发短信，“姑娘挺舒服的，好好珍惜吧。”他回，“啥叫舒服？”我回，“舒服就是对路……”一个小时后，我再回，“我想明白了，舒服就是说第一印象很好。”“呵呵，这女孩脾气挺好的。”——最后一句，是哥们在短信里说的。
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觉得绍刚的夫人人好了，就是因为舒服。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别人觉得舒服？或者怎么才能遇到相互都舒服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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