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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7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关注高考加分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恢复高考，当时缺少纸张，所以把原本用来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拿来印高考试卷，这是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步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与高考的恢复密切有关。在“文革”中，家庭出身决定命运，大量的人才积压下来，很多人看不到希望，而通过高考，我们这个社会恢复了公平的竞争，恢复了社会的有序流动。你的才能和勤奋，决定你的地位，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这个准则确立起来了，社会就有了活力。 大致来说，从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高考的变化是不大的。也不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慢。考试的内容、方式、招生的规模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等等，都比较稳定。真正大的变化开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高考加分，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加分的种类明显比以前增多了，幅度也逐步增大，对高考制度本身的冲击也更大了。 我没有做全面的统计，但是这几年来看到了很多公开的媒体报道，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我感觉，现在高考加分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如果不认真对待，可能会引发很多负面的东西。 学术界都公认，高等教育本身有着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就是要促进阶层之间的有序流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平。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例外。 在传统中国，教育、考试历来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所承担的政治—社会功能也比其它国家显得更重要，在精英的遴选和再生产过程中，它承担了大部分的、甚至是最主要的职责。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关注高考的。 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当然比较复杂，不能笼统地肯定或者否定。比如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一项内容，我坚决支持。但是有的加分就比较不合理，比如艺术、体育类的加分，还有什么航模加分，这些倾向性太强了。 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加分，我想并没有什么不对，这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看起来正确的加分政策实施起来后，就变得很难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考的简便性、明确性和公平性，也破坏了高考的政治—社会功能。 比方说，这些高考加分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少听取农村学生的意见，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很多地方在进行高考改革之前，也都举行了座谈会、听证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发现：高考改革这样一个牵扯农村学子命运的大动作，鲜有听说教育部门在农村学校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根本没有农村学生的代表。这样出台的政策，能保证公平吗？我们的农村人口还占多数呢！ 我曾经到过国内一所排名在前二十位的大学，它作了一个这方面的统计：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在高考中，体育特长生可以有二十分、五十分甚至更多的加分），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而且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城市，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这些体育特长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都很高，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大致都是不错的。 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的加分。而这所大学近年来招生的艺术特长生，同样大多数来自东部省区，比例超过70%，西部省区占到15%的样子，中部省区最少，不到10%。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了70%。 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的人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都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这就反映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的成本是很高的，农村孩子承受不了。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学芭蕾舞。 但是从这些艺术特长生进校以后的情况来看，学习成绩排名在前10%的只占全部艺术特长生的4%，排名前50%的只有26%，更有19%的特长生成绩排在最后几名。 我并不是反对大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你看美国电影，阿甘那么个愣小子，就靠打棒球，也能上大学，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呢？这种资格的认定，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的过程随意性比较大，它很难被监督，这个过程即使完全公开，也不容易监督。因为专家、评委说了算，他们才有发言权，一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高考加分，固然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不易于监督。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在这个领域里，公平比效率更重要。怎么样来增进高考的公平性，这才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要是不利于公平，那么就应该废止。 假如让我来提政策建议，那我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全国一张卷子，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取消那些不容易判断、倾向性太强的加分，恢复“裸考”。我不是说高考不需要改革，高考应该改而且也必须改，但目前改革的关键，首先应该是遏制和清除腐败。 高考制度纵有万般不是，但有一个优点是不能抹杀的，它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最简单的评判标准，因此也就最容易被监督，要上大学看分数，分数公开透明。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很多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老百姓都呼吁取消这些东西，实行“裸体高考”。光靠阳光政策其实也治不了这种腐败，因为标准多元化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些都是在“素质教育”、“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不培养高校的公信力，但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有效制约。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就坚决不能放权。 美国那些名牌大学的公信力不可谓不高，可大家都知道，他们招生录取也存在“潜规则”，那些达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弟，就是容易上哈佛耶鲁。这在美国的私立大学里或能接受，可中国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不是什么先进经验，而是一种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改革不能搞成这样的结果。 大学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大学成为精英。大学尤其应该注意，照顾那些聪明勤奋的农村孩子，照顾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大学都成了金钱、权力与教育资源交换的地方，那大学就真正堕落了。 我还有一个感觉，我们有很多制度，比如说全国统一高考，看起来有很多缺点，但却是非常独特、非常有效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国情。高考制度其实并不落后，甚至我说高考是很先进的制度。高考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情，应该特别慎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一种制度或者政策，它可能产生的后果都不会是单一的，如果有所偏差，就可能引起连锁的反应；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但是也会反过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是我关注高考加分问题得出的一点结论。 July 03 反对高考腐败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9/07-03/008@022726.htm
公平、诚信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道德基石。此次北大拒绝录取曾更改民族成分以骗取高考加分的何川洋，既是对网络民意的尊重，也有充分的政策法规依据，更重要的是，通过“杀一儆百”，有助于肃清日益严重的高考舞弊之风，守住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高考制度具有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尽管形形色色的高考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但公众对高考公平的认可度仍然很高，分数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我们确实也看到，许多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因此，如果听任对高考公平的损害，那么其危害就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可能崩坏；尤其是某些权势者在高考中为子女谋取非法利益，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诚信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政策、程序上的问题，其背后往往牵涉到非常复杂的腐败链条。何川洋的父亲是当地招办主任，母亲是组织部领导，而这起事件曝光后，重庆方面立即对其父母作出了停职的处理，因为他们担任的职务与这起弊案显然有着直接关联。笔者也呼吁有关部门，针对在今年高考中重庆等地出现的骗取加分弊案，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查明那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将真相完整地向社会公布，而且还应该重拳出击，按照教育部的说法，“决不姑息”，遏制住高考腐败蔓延的势头。 其实，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网友，对何川洋本人并无恶意。作为一起弊案的知情者或者是被动的参与者，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由于他考试成绩的优异，我们还很愿意给他更多的同情。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容忍北大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对他“网开一面”，不用重典，焉能淳正风会？在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帝制时代的那些“科场案”，谁要是敢在科举场上搞花样，就可能要掉脑袋。即便昏庸如咸丰，对此也是毫不含糊的。 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犯了错误，确实可以原谅，也应该鼓励他记取教训、改过自新。但是，腐败却决不能姑息，决不能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家的孩子寒心。公平诚信这条底线是不能开口子的。
July 02 猢狲1932年陈寅恪所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其中考试对对子，上联“孙行者”，求下联。陈心中之标准答案为“胡适之”。此题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有学者撰长文分析。陈氏出这个对子，其实暗含揶揄胡适之意，“胡孙”，猢狲，嫌他不过是个孙猴子。
今天看报纸，看到上面那个文章，真是大生感叹。演猴子的优伶，果然要演胡博士了。陈寅恪一语成谶啊。 租界、路权、法俄革命与《论自由》 翻检《北京大学日刊》，看到许多有意思的材料，比如民国七年至十五年（1918年—1926年）北大本科、预科入学试题，科目包括国文、本国史、外国史、数学、物理、化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地理学、英文、法文、德文等等，其中大量题目涉及“国际”知识。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从“五四”的前一年到“大革命”失败的前一年，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新”“旧”思想与力量此消彼长，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云波诡谲，北京大学汇聚了大部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乃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出什么样的题目来考选新生，颇能反映北大学人的立场、志趣及对国际的认知。比如，民国八年的作文题目是：“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说（篇幅不得过长，须自加句读符号）。”题下还有一段说明：
学问者，亦学术也，乃天下之公器。公器者，贵乎公而重于器。公者，秤也。欲使之公，必立于事实之基础，否则皆妄言痴语也。学问者，大凡分为两途，一为自然之科学，一为社会之科学。前者研究自然，后者研究社会。自然科学必依事实为据，以实验为凭，科学之结论需经过实验室反复实验方得以认同。至于社会科学，也应以实验为基础。美哲杜威创实证主义一说，我国胡适之博士倡之，其意即社会科学也当于社会中求以证实。又考古界、历史学者视田野为实验室，学问亦必在实验中产生与检验。故曰：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 考生如熟读“胡适之博士”的著作，想来作此文必能驾轻就熟。而民国十三年的预科国文第一题就是：“‘研究国故’和‘保存国粹’，是不是同样的事情？试把各人自己观察所得写出来。”这也正是当时胡适等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罗志田教授曾就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发表两篇长文，从“对对子”和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的有关争论中，看出时代思想与社会心态的走向。北大的这些入学试题，虽并未引起过争议，但却也隐约透露出深意。 比如，民国七年的文本科地理学考题有三道： 1、详言我国边界丧失之土地 2、列举我国沿海之租割地 3、试说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民国八年的中国地理试题则为： 1、我与日俄英法四国相共之河流有几？ 2、南满胶济两路与直鲁奉吉各省军事商业利害之关系 类似的题目每年都反复出现，比如民国九年有“俄日英法四国各握我一方之路权独以中部横行之陇海大铁路归永久局外中立国比利时承办将以阻胶济路之发展与抑利用比国为傀儡以杜各国之争试就内容之真象说明之”（原文如此，无标点），“试言全世界中天然民族存亡之状况及其分布之地域”。民国十二年有“试叙述南满铁路及京绥铁路之路线并从地理上推测两路运输之重要物产”，“由上海向伦敦航行，其经过之商埠及各商埠所隶属之国别若何？” 也就是说，在那几年间，北大地理考试的“热点”就是论述西方列强如何侵夺我国（及东方各国）的土地与路权。 在本国史考试中也是如此，涉及“近代史”的题目，基本上都与列强侵华史有关。民国十二年考了“说明天津教案之原委”，第二年接着考“晚清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其结果”，民国十四年则考“我国关税失自主之权，国威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 外国史的考试，最多出现的则是“革命”。民国八年考题中有“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何异同之处”、“法国革命的原因”，民国九年仍然考原题：“试述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结果”，民国十四年再次考“试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解说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 除了法国革命之外，俄国革命和西欧社会主义也是大热门。民国十一年的外国史考题中有两题：“西欧社会主义始于何时及何人？其主张若何？能略陈之否？”“近世西洋史可再分为三期：一为宗教改革时期，二为政治改革时代，三为社会改革时代。究竟各种改革发端于何人及何国？并在何时？”民国十三年的世界史考题有“俄国劳农政府组织之大概？”民国十四年则有“试言俄国农业经济，与其政治革命之关系”，还有“试述左列诸人之思想或事业：达尔文、马克思、梅特涅、马志尼、毕士马克（即俾斯麦）、林肯”。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历年的英文试题，似乎讲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跑来出英文卷子了。 如民国七年的文理法预科英文第一题 Analyze the followingsentences: 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whether bodily,or mental and spiritual. 这是密尔《论自由》中的名句。 民国八年（1919年）的英文共有两题： 1、Analyze the following: “The simple faith of Mr.Wilson in his Fourteen Points was due,I believe,to the invincible abstractness of his mind.To him railroad cars are not railroad cars,but an abstract(抽象的)thing called Transportation;People are not men and women but Humanity(人道).” 2、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 to English: 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有三种不可少的自由。第一是思想的自由，第二是言论的自由，第三是出版(Publication)的自由。 为什么这三种自由都不可少呢？因为一国的进步全靠新思想的发达。若思想不自由，新思想不能发生。若言论与出版不自由，新思想便不能传播。 罗列上述考题，似乎正是为一个老命题——“救亡与启蒙之争”——找到了以往未曾被注意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 今天的读者再看这些民国老卷子，真能体会到当时北大学人深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外侮面前生发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本来就有莫大的关系。如何救亡？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什么无能为力，而法俄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甚至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致力于普通个人的普遍幸福，认为个人得自由得福利最终即能导致国家富强，胡适对这个道理理解得非常清楚。前面考题中所引《论自由》的那段话，就是在讲这个意思。英美即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及逐渐发展的政治自由原则，最终形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 但另一方面，按照顾准的说法，古希腊的灭亡正是由于雅典式的自由而无组织。尽管希腊每个公民的积极性都发挥到极致，尽管他们可以暂时击败外敌，但在组织良好的强大的敌人面前，最终摆脱不了亡国的命运。 正因为此，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本质应被视为追求“幸福”而非“强国”的道路。在我们现在看来，两种价值或许是相等的。但当时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却难以容许知识分子作如此判断。 当日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基本上还在最初步的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同样开始了外向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农民不断扩大市场参与，另一方面却是不完善的制度、腐败和无法联合起来的松散状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改变这一结构的根本途径离不开组织农民。英美自由主义在组织理论方面存在有天然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小农社会“组织起来”的客观要求。 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给与民众广泛的经济自由以积累财富。在英美，富与强做到了并行不悖，其前提是法治保障下的全国统一的市场化；而近代中国实现市场化有着巨大的障碍，扫除这些障碍却非自由主义能胜任。以不同外国列强为靠山的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固守己利，模仿英美建立起来的民国宪政，对基层民众的影响极其微弱。孙中山就总是在叹息中国是“一盘散沙”。自由主义既然不能完成中国国内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变革，那么，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还梦想着要将中国“化为美国”，也不得不将情感的天平向俄国的“劳农政府”倾斜。发轫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风靡了中国社会，并迅速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实践。 这样的历史逻辑，从前述几份北大老卷子里也能窥一斑知全豹了。 June 13 “高考改革”是个伪问题
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1108/2009/06-13/008@015921.htm 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烽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高考改革的思路：一是实现录取标准的多元化，要“在统一考试之外，增加其他考核标准”，二是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范围和权利，要有“完全的自主权”。 现行高考制度存在弊端，改革应积极稳妥推进，这已是朝野共识。但有一些重要问题必须厘清，否则改革就可能走向误区。 第一，高考弊端被简化为“一考定终身”。实际上国家早已取消了报考年龄限制，社会考生和复读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农村中学，很多考生选择复读，多次参考，这还是“一考定终身”吗？我们当然不提倡不鼓励复读，但复读重考的存在有合理性，往往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复读率越高，因为对于那些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孩子，这条路就意味着机会，哪怕是残酷的机会。而在改革方案中，借鉴英美模式，将学业水平考试将成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这个学业水平考试还能够给学生复读重考的机会吗？ 第二，学业水平考试以及其它多元的录取依据，非但不能减轻学生、教师和家长的负担，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鸿沟。我国与英美不同，尽管我们的入学率已大大提高，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大学仍很少，竞争始终异常激烈。在这个基本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任何的录取标准，都必然会变成“指挥棒”。学业水平考试要考十几门，那就只能意味着考生要全力准备这十几门功课，假如全A才能上北大清华，谁能不拼命呢？这样一来，压力比之前文理分科的高考还更重了。前些年在经济社会最发达的江苏已经做过试验，尚且弄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对于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学生来说，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薄弱，知识面先天比较窄，在“多元标准”面前，他们的劣势就更加明显，这有利于保障公平吗？ 第三，近一个时期内，还不具备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的条件。现行的高考制度纵有万般不是，但有一个优点是不能抹杀的，它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最简单的评判标准，因此也就最容易被监督，要上大学看分数，分数公开透明。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无论是保送生、自主招生还是各类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老百姓都呼吁取消这些东西，实行“裸体高考”。光靠阳光政策也治不了这种腐败，因为标准多元化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些都是在“素质教育”、“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不培养高校的公信力，但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有效制约。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就坚决不能放权。美国那些名牌大学的公信力不可谓不高，可大家都知道，他们招生录取也存在“潜规则”，那些达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弟，就是容易上哈佛耶鲁。这在美国社会或能接受，可中国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不是什么先进经验，而是一种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改革不能搞成这样的结果。 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促进公平才是高考改革的首要目标。 March 30 云在青天水在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d9a140100c04y.html 苍生之道——读吴志攀《闻道与问道》 孔庆东 元月8日是北大教代会。我一早赶到会场，坐在边上浏览周其凤校长的报告，心里正想着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要给学校多提几条意见。吴志攀教授默默走过来，送给我一本书，是他的《闻道与问道》，北京大学出版社08年11月版。扉页上题道：“春节好！请孔庆东学长雅正。弟志攀。”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造诣上，他都应该是我的学长。如此谦逊的称谓，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跟费孝通先生学的，费孝通给晚辈签书时，都写上“请指教”。吴志攀说：“真正的大家，尊重所有普通的人。”（39页）在北大的头头脑脑中，吴志攀是公认的“书生领导”，经常穿着件前边比后边长的西服，拿着一支破笔，做些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说些不像领导说的书生话。北大的师生们，似乎对这样的领导更加宽容些。 这本书是吴志攀对师道的探究和思索，包括十二篇对北大名师的追忆和十一篇涉及教育问题的杂文。文笔深挚坦诚，耐人回味。自序中说：“老师教学生，不仅是教给知识，还要教做人的道理。”这句普通的话，二十年来几乎被教育界给忘记了，谁要这样坚持，说不定就会遭受打击迫害，包括吴志攀自己，近来也遭遇了颇为无聊的污蔑和误解。但是他身正不怕影斜，默默地都承受了。他在《赵存生书记二三事》中写道：“特别能忍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也是管理干部的修养。有了这样的修养，眼界就宽阔了，思想更加深沉，语言表述也更加含蓄。”（83页）其实，这就是“道”啊。 在写他的百岁导师芮沐先生一文中，吴志攀所归纳出的芮沐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可谓是北大优秀导师共同经验的结晶，比如读书要博，每周要汇报，“不要与人商榷”，“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要锻炼身体等，是我们中文系的导师也倡导的，也是我自己坚持并对我的学生们传授的。书中还有许多吴志攀对师道学道的深切体会。比如他在《陆卓明老师的魅力》一文中说：“我自己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法，但我从来不认为，国际金融的这一套制度和秩序代表了‘普适价值’。我始终要求我的学生，注意研究这背后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这是我治学的基本立场之一，也是陆卓明老师教给我的。” 北大法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我不懂，也没有资格评价，但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很深的人文情怀。朱苏力、贺卫方都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我都拜读过，不管我是否赞同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表达都大大方方，从不故弄玄虚。吴志攀也是如此。有一次朱苏力对我背诵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开篇，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背呢，从此不敢在法学家面前太牛。而吴志攀在回忆何芳川的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看到《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和《白鹿原》这样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或较长历史过程、拥有综合的社会观察视角的文学作品时，总会被其史诗般的气势所震撼……”（76页）我一下就想到，对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的法学家，不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且一定是一个对人民疾苦恫瘝在抱，对社会公正极力追求的良心学者。从二十年前开始，法学界的一些激进人士开始叫嚣杨白劳死了活该，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更有甚者，笑谑曰喜儿就应该嫁给黄世仁，不嫁给黄世仁就是“仇富”，就是敌视“先进生产力”。幸好我们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法学家没有忘记，法律从来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论革命、自由还是民主、法律，都不能比“人”更高，更不该成为束缚人的绳索。在《假若危机明天来临》中，吴志攀说亚洲人不能做美国梦，并自忖道：“我过去有时可能会忘记康德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敢忘：人只能是目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共识的今天，这句话值得每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大声朗读三遍。 吴志攀在《呼唤“手工精神”》中说他曾经想设计一种笔记薄，“插页用毛主席的‘老三篇’中的警句，或用《论语》、《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或用《水浒传》中的人物绣像……”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其开阔的文化视野，豁达的时代胸襟。能够超越具体的时代立场，才会让思想飞得高，落得实。在最后一篇《学生是谁？》中，吴志攀强调：“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健康、道德、审美、热情、兴趣、爱好，如果他善良、诚实、忠厚、和助人为乐，那就不在乎考试是不是能拿高分。”（177页）此言所包含的精神，不就是活生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么？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之外的秩序、体制、规定、数字为本，是毛泽东跟那些铁血官僚的一个重要区别。 吴志攀跟朱苏力等人一样，属于多才多艺之辈，文学之外，绘画的造诣也很高。倘若潜心于丹青，绝不是那种十几幅字画才卖6万块钱的滥竽充数之辈。北大教授，艺多不压身的大有人在，再多几门绝技也不值得张扬，也没有人敢妄称大师。人们钦佩的是那些艺高之后，不是胆子大了，而是胸怀大了之人。吴志攀在光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典礼的致辞中，呼吁同学们关注“几亿农民兄弟姐妹的就业问题”，他最后说：“无论事业做到了多大，也无论地位有多么荣耀，都请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忘记你们的历史责任！”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为学之道、为师之道，是闻不完、问不尽的，但是把握住以天下苍生为念，我们就跟前辈的圣贤一起，站到了那条道上。 February 09 2009一定火元宵节和两个老总朋友一起约好打牌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不在状态
连输七把
正在这个时候
说对面CCTV新楼着火了
我们冲出去，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
看了一个多小时……
水火无情
而我们的城市救灾应急能力实在必须检讨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但是在有的方面完全没有有效的管理缺乏责任
万一真的遇到地震、空袭
不知道这里会乱成什么样子
从四环回到学校
北京城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到处警笛大作
我突然觉得
这是在巴格达吗？
不知道大火中有没有伤亡的人……
BLESS
张总拍摄的照片：
潘石屹拍的照片
February 08 必须保卫高考慎言取消文理分科
我国中学教育长期存在着“重理轻文”的问题，因此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包括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分离，公众的人文素养下降等等。但我们也必须正视：“重理轻文”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取消高中甚至高考文理分科，并不能够根治这一痼疾。这样大幅度的改革，风险大，成本大，必须慎之又慎。
近代科学本来就是“分科之学”，学科划分的精细，标志着科学的进步，文理分科本身也无可厚非。我们的教育模式受苏联影响很大，但举世公认，苏联科学家和大众的人文素养并不低，在紧缺经济的年代，一般的苏联家庭还都收藏着《普希金全集》。日本的中学教育也长期实行分科，而且特别强调“同口径、同规格”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可日本社会读书风气之浓、对于传统文化之重视、对艺术之热爱，令人赞叹。美国是最强调通识教育的，但统计数据也表明，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水平一直不高，阅读能力逐年下降。所以，文理分科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直接。分不分，不是决定“民族素质”的关键因素。
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势必要对高考进行大改革。但截至目前，部分省区进行的高考改革，包括以取消文理分科为目的的“大综合”考试，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加重学生负担、提高教育成本而被视为“折腾”。
温家宝总理前不久曾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表示忧虑。取消文理分科，对农村考生更为不利，农村中学很难像大城市重点中学那样，提供全面的“通识教育”、“素质教育”资源。过去不少农村考生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可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万不能断绝了这些孩子的发展之路。
其实，要提升人文素养，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框架做很多事情。专家们对改革中学语文教育就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在现行的模式下，我们同样可以鼓励、引导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此外，应该将更多的教育资源送到乡下，让每一个农村中学都能建立起高水准的图书室、实验室，请得起专业的音乐、美术老师。把钱花到这上面，或许更加管用。
高考是牵动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制度，它不仅是中学教育的指挥棒，更具有极强的政治—社会功能，对于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阶层之间的有序流动甚至政治的合法性都有积极作用。这样一项制度，应该保持长期的稳定。改革当然是必须的，但改革应该公平、合理、稳妥、渐进，改革方案要经过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更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February 05 舒服过完年回来，日子过得加倍空虚和茫然。通电话知道绍刚结婚了，于是赶紧约了时间去看他和新媳妇。在报社旁边一起吃了饭，聊得开心。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人太少了。他都没怎么吃饭，光喝酒，说见到我高兴。他爱人是海南人，不多插话，但说的话都得体。话别后上了出租车，我给他短信说，夫人人好，好好珍惜。
今天写完了材料，开始看宁二的博客http://www.folksongs.cn/blog/default.asp，突然看到这么一段：
前天在深圳，见到一个人在深圳打拼的哥们，成熟了很多，带来了女友，才两三个月。匆匆吃罢饭后，他们一起走了，然后我发短信，“姑娘挺舒服的，好好珍惜吧。”他回，“啥叫舒服？”我回，“舒服就是对路……”一个小时后，我再回，“我想明白了，舒服就是说第一印象很好。”“呵呵，这女孩脾气挺好的。”——最后一句，是哥们在短信里说的。
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觉得绍刚的夫人人好了，就是因为舒服。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别人觉得舒服？或者怎么才能遇到相互都舒服的人？ January 01 纪念陈乐民先生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社科院欧洲所的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开《欧洲文明史论》课。当时我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许振洲老师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担任助教。这真是我们的幸运，这一段经历也让我难以忘怀。 陈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在欧洲文明史领域成就斐然。此前我曾读过他的《文心文事》，印象很深刻。先生在书里面说，他是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但对美国舶来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简单复杂化”的“玄学”，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不足取法”。他写了这么一段话，让其时特别崇拜“理论”的我很受震撼：
治学之道，本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东西，老老实实去做就是了，走捷径不行，想讨俏也不行。尤其是治文、治史（国际问题也不例外），脱不出太史公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积累丰富的资料），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话虽过简，却是千古不易的经验之谈，舍简求繁、求“玄”，真划不来。
从这里，即可看出陈先生所提倡的朴实学风。他还说，自己虽是从研究国际问题“起家”，但所谓国际问题，离不开政、经、史，而核心还是哲学，所以他最关注的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他时时所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洋务”与国学结合起来，“中国的学者而不大懂中国的学问，可乎？” 先生是本学科的老前辈，他讲的这些话，我特别信服。也是带着这个印象，我和同学一起到先生府上去拜见他。第一次见面很紧张，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记得先生特别和气，两道眉毛很长，很漂亮。资中筠先生也在家，她告诉我们，陈先生患了尿毒症，每周要去医院做两次血液透析。资先生语气平静，可我知道这是很重的病，很难治。陈先生告诉我们说，他从北大西语系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外交部门，过去长期做“民间外交”，后来到社科院搞研究，很少讲课，这次北大请他，他很愿意，再辛苦也要坚持去讲课，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听听现在的青年学生有些什么想法。 先生交给我三页大稿纸，上面是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讲课纲要”，要我打印出来发给选课的同学。这份纲要，我一直珍藏着，后来这门课的课堂记录整理出了书（《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可惜没有把这个纲要收录进去。我原样抄在下面：
讲课纲要（参考用） 一、 历史、哲学、国际关系 二、 远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地理环境 黄帝、尧、舜、禹、商 三、 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 早期 两周 中晚期 秦、两汉（汉武） 四、罗马兴衰一千年 汉、魏晋南北朝 五、“黑暗时期”和日耳曼入侵 隋、唐 六、封建时期（中古） 五代十国 宗教与教会 北宋 经院哲学 南宋 神学与教育 元 但丁的时代意义 七、封建时期末期（旧制度开始瓦解） 明 天文革命 商业、传教、航海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科学思维 八、近古与近代相接 晚明、清初 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 欧洲文明向欧美文明转化（1815以后） 政治理论的“实验” 晚清与民初 九、一个“方法论”问题 康德——理想主义与欧洲主义 黑格尔——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 归结于“一”与“多”——走向“欧洲联盟” 十、文化的“濡染效应” 从欧洲出发走向世界 欧洲界内，亚、非、拉，日本，美国 十一、欧洲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前瞻
这个纲要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欧洲文明的历史与中国对应起来。先生解释说，他虽然是讲欧洲的事情，但心里面想的都是中国。他研究欧洲，只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三个月里，每周六一早，我就打车从万柳学生公寓到方庄，将先生接到北大，讲完课再将先生送回家。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车况比现在糟糕多了，尤其是冬天，车里面比较脏，味道不那么好，许振洲老师就特别叮嘱我，要打每公里一块六的车，稍微宽敞一点。而陈先生拖着病体，每周往返奔波，天寒地冻刮大风也没有停一次课。我们在车上，常常聊一些闲话，大约是他问我一些现在北大学生的情况，我来回答。可惜我现在记不起来什么具体的内容了。我也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助教，当时先生坐着讲课，有时候提到一些人名、地名、书名，就由我们帮助写到黑板上，可是我孤陋寡闻，常常写错字，如果是外文，更一点写不出来。 这三个月讲课的详细情况，基本上都已经整理到了《欧洲文明十五讲》那本书里。我读了好几遍，因为书里面不仅讲了欧洲的事情，先生还利用这个机会，谈了很多中国的问题，甚至谈到了人生问题。我喜欢听先生讲话，平和、平实，他爱引用中国古代的诗文，也爱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都特别妥帖。先生是服膺启蒙思想家的，他认定，欧洲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科学，欧洲文明几千年发展，有一条线索，就是民主科学在萌发生长，“欧洲精神”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中国文化必须要引进这个才有未来。 对这样的观点，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就好像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是，他的这些主张背后，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体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还有几个小的细节值得记下来。陈先生对于现在国际问题研究过分偏重美国不太满意，他上课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不了解美国，还有可能了解世界，要是不了解欧洲，可能就很难了解这个世界了，你们不要把美国想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还是在欧洲，欧洲才是博大精深的。我当时就想问，您是欧洲所所长，资中筠先生是美国所所长，您这样说，资先生同意吗？可惜我没敢问。 先生每次讲课，差不多要持续三个钟头，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仍然在讲台上端坐着。他说，我现在得了这个病，基本上很少有小便了，我坐着就是休息。结果课间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过去找他提问，还有同学找他签名合影。最后一次课讲完了，有两个同学走过去，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 还有一次，陈先生对我们说，推荐大家读一读某位老先生新出的一本文集，这本书非常非常了不起，里面的观点很新，思考很深刻。我于是找这本书来看了，里面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可读完觉得没那么了不起啊。我有这个想法，也不敢问陈先生。后来才了解到，这个老先生过去是参与写“九评”的“秀才”，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能够进行这样的反思，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后来的人万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新”而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比前辈少了许多思想包袱，却也可能因此体会不到前辈的贡献所在。从这个事情，我也对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之同情”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 三个月的课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先生了。这几年里，偶尔从袁明老师、许振洲老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也常常读到他新写的文章。有时候我真想去拜访他，可自己毕业后即从事行政服务工作，很少静下来读书，心中无比惭愧，怎么敢再去打搅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那短暂的“助教”经历，只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新年的第一天，我上网，突然看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大惊，心情沉重，因为在最近出版的几期《万象》杂志上，先生还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启蒙运动的文章，没想到就这样走了，而且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 我想以这些笨拙的文字，纪念驾鹤西去的陈先生。我深信，先生人品高贵、学贯中西，他的道德文章，必将泽被万千后学。 December 31 写在20082008年过去了，我会怀念它吗？
一定会忘记所有得意的时刻，实际上我现在也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曾得到了什么？浮云，那些浮云。
可一定不会忘记两次流泪。委屈，无力。
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请学会不再强求。
如果空间有限，请您删除。 人未老，鬓先秋。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December 24 国家比市场更理性？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且也直接影响温家宝总理所反复强调的那个“信心”。假如毕业就失业，信心从何谈起呢？
要提高大学生就业率，不能指望市场。市场是讲利益最大化的，而且主要是眼前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市场现在的主流是裁员。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靠计划，想办法先短期救急，同时和长远的战略安排结合起来。
最近，温总理在北航视察的时候，李未校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将1/4甚至1/3暂时难以就业的研究生先留下来，让他们在实验室里做一段时间的助理，既可以继续学习、研究，增强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又可以充实科研力量。这个建议得到了总理的肯定。应该说，对于北航这样的高水平工科大学而言，科研经费充足，大量的实验室急需人手，所以这是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全国其它同类型的大学，也可以学。
北航的办法未必能全面复制，但却给我们启示：大学应该和政府更加紧密地配合，发挥主动性，千方百计消化一些问题，尽量不把问题直接推向社会。我们的许多大学，目前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比如说，近年来大学建立起了规模很大的辅导员队伍，辅导员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却无力为学生就业提供细致而科学的指导；大学都开了大量的政治课，却很少建立职业指导课程体系，根本不能提供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和职业素质拓展教育。所以，为了亡羊补牢，执政党应该象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样，高度重视抓就业辅导工作，大学的学生工作队伍，应该全员动员，一起来帮助毕业生找出路。
政府还应制定全面系统的政策，引导、帮助大学生到人才严重短缺的西部基层去。仅以法学为例，全国现在有六百多个法学院（系），每年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看起来热门的法学专业，就业率却是垫底的。可整个西部都缺乏法律人才，很多贫困县连一个律师都没有。在这个方面，政府得积极作为，我们拿出了四万亿来拉动内需，能不能从这个“大蛋糕”里切一块出来，不仅花钱修路，也花钱给西部基层请请律师？
执政党正在抓大学生“村官”工作，全国百万行政村，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这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培养和储备国家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这个思路，就是带有战略性的长远安排。类比这个思路，我们的大型装备制造业、能源产业、计算机软件业等等，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大量人才作为储备，现在虽然市场不好就业困难，但国家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是应该坚决把大学生招进来、安顿好，哪怕先把三个人的饭分给五个人吃。和市场相比，国家代表着更高的理性，必须立足长远，决不能让人才就这样流失、荒废。
December 22 读研究生最近读沈昌文先生的口述自传《知道》，有一段内容让我很受启发。沈先生是著名的出版家、大文化人，但他少年时候家境贫寒，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于是一直拼命自学。他是特别聪明的人，后来考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老领导王子野很欣赏他，调他去当了秘书。
沈先生是怎么当秘书的呢？自传里没有讲太多，只传授了一个秘诀，叫“急用先学”。他回忆说
我是当秘书的，领导明天要讨论什么问题，我头一天晚上要在图书馆下工夫。这样，到了第二天，我就有所准备了。比如说，会上讨论某个问题，王子野问:哎呀，那个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呀？我就告诉他，是怎么怎么说的。王子野说：你连这都看过呀！我这边以微笑作答。其实，他是因为在延安的时候看的，时候长了，已经淡忘了。我是头天晚上才看得，因为他们要讨论嘛！我在图书馆里边下了工夫了。
沈先生说得很轻松，但实际上当秘书的人都知道，要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看似临时抱佛脚，其实全靠平日积累。沈先生一是靠努力自学俄语，达到了比较精通的程度，二就是靠博览群书。当时三联书店的资料室有几万册书，他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把所有这些书全部翻了一遍——他自谦说，他那不叫看，叫“翻”。于是，领导无论问他什么，他马上就能到资料室把相关的材料给找出来。
沈先生还有一点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善于向领导学习。他说，当时出版社的领导，多是我们党的大学问家，比如王子野、曾彦修、陈原、史枚、冯宾符、张明养、梁纯夫，这些人可以说是一时之选。沈先生在他们身边做秘书，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认为，当秘书这六年，他等于“念了六年研究生”。
当秘书就是念研究生，这是我读沈先生回忆录得到的最大启示。
秘书是做行政服务工作的人员，但因为这项工作和领导的空间距离近，所以往往也能发挥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可正因为有这个特点，当秘书的人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角色，第一是做服务的，在工作中要到位，但绝对不能越位；第二就是要当学生，老老实实地当学生，但不是当一般学生，要当研究生。
按照沈先生介绍的经验，秘书这个“研究生”，大约可以这样念：
第一是多读书。几万册不敢奢望，但是，读几百本书恐怕是必需的。秘书当然要懂政治，但秘书主要还应该是“秀才”。在1958年1月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秘书工作者读书，也要从上面提到这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读马列，读经典著作，还要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自觉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而且是为了解决工作的实际问题，带着问题来学理论著作，对一个当秘书的同志来说，不熟悉党的文献党的理论不行；
然后是读中外文化史上的经典，这个可能卷轶浩繁，但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有定评的“大书”，读得越多越好；
再次是要读科学的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最后还要学点文学，学习怎么样写文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多读些漂亮的文章，再选择其中与自己兴趣相近的、最对自己脾气的文章来模仿，或可渐渐提高书面表述的能力。
总而言之，秘书是办杂差的，对秘书来说，专业就是没有专业。开卷有益，读书以泛览为主。书看多了，也许贪多嚼不烂，但不妨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广种薄收，以后必受用无穷。1957年，毛主席给他的秘书林克写信，要林克“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这句话，可以当作我们读书时候的座右铭。
第二，秘书要向自己服务的领导学习。秘书和领导朝夕相处，不知不觉之中，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学习不仅是靠潜移默化，还要自觉地学，像研究生跟导师学习那样学。
我们看田家英，看胡乔木，看他们写的文章，都能看出他们是深受毛主席影响的，他们是比较主动地学毛主席。毛主席当年带这些秘书，和指导研究生真是有点像的。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毛主席读书的照片，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坐成一圈，大家一边读，一边讨论。为了研究一些专门的问题，他还要请教很多专家学者，听取各方意见，大家再讨论，最后才形成比较成熟的结论。
举一具体例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党中央强调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中央的领导们就带头组织读书小组。刘少奇同志和广东省委的负责组成了读书小组，请来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大家一起读。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办法，他带领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一起读书，大家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后来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本读书笔记；周总理随后也和国务院部分部委以及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了读书小组。
当然，向领导学习，不仅是这样专门的“言传”，还要注意领会领导的“身教”。领导的经验丰富、政治水平高，有的东西是书本上写不出来，也说不清楚的，要靠秘书自己去悟，读领导没有教的“无字书”。
怎么“悟”？有一个办法可能可以帮一点忙。胡适晚年有个秘书叫胡颂平，这个人厉害，他每天都记很详细的日记，把胡适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胡适也知道他在记，开始很紧张，后来似乎比较乐意了。胡适去世之后，胡颂平给他编了一本《年谱长编》，还编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也是了解胡适晚年的思想、政治态度、为人处事的办法的一本好教材。胡颂平既然编得成这样的书，那他对胡适的智慧，应该是有所领悟了吧。所以，善于观察、勤于动笔，这样的“研究生”会从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吴志攀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12月20日上午9点 中关新园7号楼 尊敬的各位学者：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向各位学者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祝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的开幕！ 今天的研讨会，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模式”。回顾过去的六十年，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而且取得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成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我看过这个录像，现场的人大代表们无比激动，我在50多年后看到这个场面，也忍不住激动。毛主席所代表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是何等的自信，正是有了这种自信，我们才敢于宣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可能我们现在还无法完整准确地说明这种模式，但它确实存在，而且相当成功。 最近，我们还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总结了在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形成的“十个结合”重要经验，这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其意义并不亚于1949年的革命。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了三十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有了三十年的政治稳定，我们对于“中国模式”，才更加有了自信。 在这里，我还想建议大家，不仅仅是回顾三十年，也不仅仅是回顾六十年，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溯。一百年前，1908年的今天，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是如何的？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思考未来的？ 1908年，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充满了隐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我读过他的回忆录，也就是那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对其中的一个细节特别感兴趣： 溥仪十四岁时，英国人庄士敦进宫成为他的老师。溥仪对这个老师万分崇拜，他这样写到：
“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 这位曾经在名义上统领着亿万中国人的皇帝，很容易就被西洋文明所征服。这对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无疑是一种讽刺。 为什么我们在一百多年前失去了自信？ 同时，为什么我们又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找回了对自身文明的自信？ 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中国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直在学习、模仿，中国的文明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体系，而是非常复杂、集合了各种文明要素的一个体系。我们读毛主席的书，读邓小平同志的书，或者再往前，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书，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心态之开放，胸怀之宽广，令人惊叹。 正是因为中国文明的这种学习能力，我们迅速地汲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制度建设十分成功。“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靠的是军事实力，或者说是比谁积累的物质财富更多，而我们通过向西方学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方面，基本赶上了西方。 所以，基于过去一百年、六十年、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我对于中国模式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在学习借鉴、批判扬弃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在以中国本土经验、中国传统为本位的基础之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1946年，冯友兰先生在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所作的碑文中所写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谢谢大家！ December 03 一段八卦：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费孝通把他们一行五人带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饭后，踏冰走过未名湖，分别住进燕大男女生宿舍。阿季和周芬住女生二院（P70）
至于孙令衔告诉表兄说阿季有男朋友（指费孝通），恐怕是费的一厢情愿。
阿季和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1932年，“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如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钟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甚至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到一个套间。费主动送钱邮票，让他寄信（给杨绛的家书）。钱想想好笑，借《围城》中的话，对杨绛说，“我们是‘同情人’。”
（P73）
1998年，“钱先生去世，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P74）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
提问：假如你是杨绛，你选哪一个？哈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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