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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7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关注高考加分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恢复高考，当时缺少纸张，所以把原本用来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拿来印高考试卷，这是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步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与高考的恢复密切有关。在“文革”中，家庭出身决定命运，大量的人才积压下来，很多人看不到希望，而通过高考，我们这个社会恢复了公平的竞争，恢复了社会的有序流动。你的才能和勤奋，决定你的地位，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这个准则确立起来了，社会就有了活力。 大致来说，从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高考的变化是不大的。也不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慢。考试的内容、方式、招生的规模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等等，都比较稳定。真正大的变化开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高考加分，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加分的种类明显比以前增多了，幅度也逐步增大，对高考制度本身的冲击也更大了。 我没有做全面的统计，但是这几年来看到了很多公开的媒体报道，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我感觉，现在高考加分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如果不认真对待，可能会引发很多负面的东西。 学术界都公认，高等教育本身有着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就是要促进阶层之间的有序流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平。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例外。 在传统中国，教育、考试历来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所承担的政治—社会功能也比其它国家显得更重要，在精英的遴选和再生产过程中，它承担了大部分的、甚至是最主要的职责。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关注高考的。 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当然比较复杂，不能笼统地肯定或者否定。比如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一项内容，我坚决支持。但是有的加分就比较不合理，比如艺术、体育类的加分，还有什么航模加分，这些倾向性太强了。 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加分，我想并没有什么不对，这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看起来正确的加分政策实施起来后，就变得很难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考的简便性、明确性和公平性，也破坏了高考的政治—社会功能。 比方说，这些高考加分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少听取农村学生的意见，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很多地方在进行高考改革之前，也都举行了座谈会、听证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发现：高考改革这样一个牵扯农村学子命运的大动作，鲜有听说教育部门在农村学校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根本没有农村学生的代表。这样出台的政策，能保证公平吗？我们的农村人口还占多数呢！ 我曾经到过国内一所排名在前二十位的大学，它作了一个这方面的统计：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在高考中，体育特长生可以有二十分、五十分甚至更多的加分），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而且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城市，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这些体育特长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都很高，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大致都是不错的。 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的加分。而这所大学近年来招生的艺术特长生，同样大多数来自东部省区，比例超过70%，西部省区占到15%的样子，中部省区最少，不到10%。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了70%。 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的人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都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这就反映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的成本是很高的，农村孩子承受不了。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学芭蕾舞。 但是从这些艺术特长生进校以后的情况来看，学习成绩排名在前10%的只占全部艺术特长生的4%，排名前50%的只有26%，更有19%的特长生成绩排在最后几名。 我并不是反对大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你看美国电影，阿甘那么个愣小子，就靠打棒球，也能上大学，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呢？这种资格的认定，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的过程随意性比较大，它很难被监督，这个过程即使完全公开，也不容易监督。因为专家、评委说了算，他们才有发言权，一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高考加分，固然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不易于监督。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在这个领域里，公平比效率更重要。怎么样来增进高考的公平性，这才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要是不利于公平，那么就应该废止。 假如让我来提政策建议，那我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全国一张卷子，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取消那些不容易判断、倾向性太强的加分，恢复“裸考”。我不是说高考不需要改革，高考应该改而且也必须改，但目前改革的关键，首先应该是遏制和清除腐败。 高考制度纵有万般不是，但有一个优点是不能抹杀的，它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最简单的评判标准，因此也就最容易被监督，要上大学看分数，分数公开透明。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很多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老百姓都呼吁取消这些东西，实行“裸体高考”。光靠阳光政策其实也治不了这种腐败，因为标准多元化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些都是在“素质教育”、“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不培养高校的公信力，但任何权力都必须得到有效制约。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就坚决不能放权。 美国那些名牌大学的公信力不可谓不高，可大家都知道，他们招生录取也存在“潜规则”，那些达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弟，就是容易上哈佛耶鲁。这在美国的私立大学里或能接受，可中国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不是什么先进经验，而是一种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改革不能搞成这样的结果。 大学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大学成为精英。大学尤其应该注意，照顾那些聪明勤奋的农村孩子，照顾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大学都成了金钱、权力与教育资源交换的地方，那大学就真正堕落了。 我还有一个感觉，我们有很多制度，比如说全国统一高考，看起来有很多缺点，但却是非常独特、非常有效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国情。高考制度其实并不落后，甚至我说高考是很先进的制度。高考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情，应该特别慎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一种制度或者政策，它可能产生的后果都不会是单一的，如果有所偏差，就可能引起连锁的反应；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但是也会反过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是我关注高考加分问题得出的一点结论。 July 03 反对高考腐败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9/07-03/008@022726.htm
公平、诚信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道德基石。此次北大拒绝录取曾更改民族成分以骗取高考加分的何川洋，既是对网络民意的尊重，也有充分的政策法规依据，更重要的是，通过“杀一儆百”，有助于肃清日益严重的高考舞弊之风，守住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高考制度具有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尽管形形色色的高考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但公众对高考公平的认可度仍然很高，分数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我们确实也看到，许多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因此，如果听任对高考公平的损害，那么其危害就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可能崩坏；尤其是某些权势者在高考中为子女谋取非法利益，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诚信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政策、程序上的问题，其背后往往牵涉到非常复杂的腐败链条。何川洋的父亲是当地招办主任，母亲是组织部领导，而这起事件曝光后，重庆方面立即对其父母作出了停职的处理，因为他们担任的职务与这起弊案显然有着直接关联。笔者也呼吁有关部门，针对在今年高考中重庆等地出现的骗取加分弊案，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查明那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将真相完整地向社会公布，而且还应该重拳出击，按照教育部的说法，“决不姑息”，遏制住高考腐败蔓延的势头。 其实，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网友，对何川洋本人并无恶意。作为一起弊案的知情者或者是被动的参与者，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由于他考试成绩的优异，我们还很愿意给他更多的同情。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容忍北大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对他“网开一面”，不用重典，焉能淳正风会？在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帝制时代的那些“科场案”，谁要是敢在科举场上搞花样，就可能要掉脑袋。即便昏庸如咸丰，对此也是毫不含糊的。 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犯了错误，确实可以原谅，也应该鼓励他记取教训、改过自新。但是，腐败却决不能姑息，决不能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家的孩子寒心。公平诚信这条底线是不能开口子的。
July 02 猢狲1932年陈寅恪所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其中考试对对子，上联“孙行者”，求下联。陈心中之标准答案为“胡适之”。此题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有学者撰长文分析。陈氏出这个对子，其实暗含揶揄胡适之意，“胡孙”，猢狲，嫌他不过是个孙猴子。
今天看报纸，看到上面那个文章，真是大生感叹。演猴子的优伶，果然要演胡博士了。陈寅恪一语成谶啊。 租界、路权、法俄革命与《论自由》 翻检《北京大学日刊》，看到许多有意思的材料，比如民国七年至十五年（1918年—1926年）北大本科、预科入学试题，科目包括国文、本国史、外国史、数学、物理、化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地理学、英文、法文、德文等等，其中大量题目涉及“国际”知识。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从“五四”的前一年到“大革命”失败的前一年，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新”“旧”思想与力量此消彼长，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云波诡谲，北京大学汇聚了大部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乃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出什么样的题目来考选新生，颇能反映北大学人的立场、志趣及对国际的认知。比如，民国八年的作文题目是：“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说（篇幅不得过长，须自加句读符号）。”题下还有一段说明：
学问者，亦学术也，乃天下之公器。公器者，贵乎公而重于器。公者，秤也。欲使之公，必立于事实之基础，否则皆妄言痴语也。学问者，大凡分为两途，一为自然之科学，一为社会之科学。前者研究自然，后者研究社会。自然科学必依事实为据，以实验为凭，科学之结论需经过实验室反复实验方得以认同。至于社会科学，也应以实验为基础。美哲杜威创实证主义一说，我国胡适之博士倡之，其意即社会科学也当于社会中求以证实。又考古界、历史学者视田野为实验室，学问亦必在实验中产生与检验。故曰：学问当以实验为基础。 考生如熟读“胡适之博士”的著作，想来作此文必能驾轻就熟。而民国十三年的预科国文第一题就是：“‘研究国故’和‘保存国粹’，是不是同样的事情？试把各人自己观察所得写出来。”这也正是当时胡适等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罗志田教授曾就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发表两篇长文，从“对对子”和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的有关争论中，看出时代思想与社会心态的走向。北大的这些入学试题，虽并未引起过争议，但却也隐约透露出深意。 比如，民国七年的文本科地理学考题有三道： 1、详言我国边界丧失之土地 2、列举我国沿海之租割地 3、试说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民国八年的中国地理试题则为： 1、我与日俄英法四国相共之河流有几？ 2、南满胶济两路与直鲁奉吉各省军事商业利害之关系 类似的题目每年都反复出现，比如民国九年有“俄日英法四国各握我一方之路权独以中部横行之陇海大铁路归永久局外中立国比利时承办将以阻胶济路之发展与抑利用比国为傀儡以杜各国之争试就内容之真象说明之”（原文如此，无标点），“试言全世界中天然民族存亡之状况及其分布之地域”。民国十二年有“试叙述南满铁路及京绥铁路之路线并从地理上推测两路运输之重要物产”，“由上海向伦敦航行，其经过之商埠及各商埠所隶属之国别若何？” 也就是说，在那几年间，北大地理考试的“热点”就是论述西方列强如何侵夺我国（及东方各国）的土地与路权。 在本国史考试中也是如此，涉及“近代史”的题目，基本上都与列强侵华史有关。民国十二年考了“说明天津教案之原委”，第二年接着考“晚清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其结果”，民国十四年则考“我国关税失自主之权，国威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 外国史的考试，最多出现的则是“革命”。民国八年考题中有“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何异同之处”、“法国革命的原因”，民国九年仍然考原题：“试述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结果”，民国十四年再次考“试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解说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 除了法国革命之外，俄国革命和西欧社会主义也是大热门。民国十一年的外国史考题中有两题：“西欧社会主义始于何时及何人？其主张若何？能略陈之否？”“近世西洋史可再分为三期：一为宗教改革时期，二为政治改革时代，三为社会改革时代。究竟各种改革发端于何人及何国？并在何时？”民国十三年的世界史考题有“俄国劳农政府组织之大概？”民国十四年则有“试言俄国农业经济，与其政治革命之关系”，还有“试述左列诸人之思想或事业：达尔文、马克思、梅特涅、马志尼、毕士马克（即俾斯麦）、林肯”。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历年的英文试题，似乎讲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跑来出英文卷子了。 如民国七年的文理法预科英文第一题 Analyze the followingsentences: 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whether bodily,or mental and spiritual. 这是密尔《论自由》中的名句。 民国八年（1919年）的英文共有两题： 1、Analyze the following: “The simple faith of Mr.Wilson in his Fourteen Points was due,I believe,to the invincible abstractness of his mind.To him railroad cars are not railroad cars,but an abstract(抽象的)thing called Transportation;People are not men and women but Humanity(人道).” 2、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 to English: 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有三种不可少的自由。第一是思想的自由，第二是言论的自由，第三是出版(Publication)的自由。 为什么这三种自由都不可少呢？因为一国的进步全靠新思想的发达。若思想不自由，新思想不能发生。若言论与出版不自由，新思想便不能传播。 罗列上述考题，似乎正是为一个老命题——“救亡与启蒙之争”——找到了以往未曾被注意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 今天的读者再看这些民国老卷子，真能体会到当时北大学人深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外侮面前生发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本来就有莫大的关系。如何救亡？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什么无能为力，而法俄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甚至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致力于普通个人的普遍幸福，认为个人得自由得福利最终即能导致国家富强，胡适对这个道理理解得非常清楚。前面考题中所引《论自由》的那段话，就是在讲这个意思。英美即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及逐渐发展的政治自由原则，最终形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 但另一方面，按照顾准的说法，古希腊的灭亡正是由于雅典式的自由而无组织。尽管希腊每个公民的积极性都发挥到极致，尽管他们可以暂时击败外敌，但在组织良好的强大的敌人面前，最终摆脱不了亡国的命运。 正因为此，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本质应被视为追求“幸福”而非“强国”的道路。在我们现在看来，两种价值或许是相等的。但当时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却难以容许知识分子作如此判断。 当日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基本上还在最初步的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同样开始了外向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农民不断扩大市场参与，另一方面却是不完善的制度、腐败和无法联合起来的松散状态，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改变这一结构的根本途径离不开组织农民。英美自由主义在组织理论方面存在有天然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小农社会“组织起来”的客观要求。 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给与民众广泛的经济自由以积累财富。在英美，富与强做到了并行不悖，其前提是法治保障下的全国统一的市场化；而近代中国实现市场化有着巨大的障碍，扫除这些障碍却非自由主义能胜任。以不同外国列强为靠山的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固守己利，模仿英美建立起来的民国宪政，对基层民众的影响极其微弱。孙中山就总是在叹息中国是“一盘散沙”。自由主义既然不能完成中国国内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变革，那么，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还梦想着要将中国“化为美国”，也不得不将情感的天平向俄国的“劳农政府”倾斜。发轫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风靡了中国社会，并迅速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实践。 这样的历史逻辑，从前述几份北大老卷子里也能窥一斑知全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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